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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我的母亲是富家小姐

金一南父亲金如柏，年1月21日出生，江西省永丰县城区湖头村(今永丰县恩江镇)人，年6月上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年10月上旬经罗元凤(红3军政治部收发股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政治部收发股股长，中共永丰县委军事部秘书、政治指导员、科长，江西军区独立第3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红2军团第6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2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师旅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年1月中旬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3旅政治委员(旅长杨嘉瑞)。7月底率独立第3旅部队参加大同战役。10月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3旅政治委员。11月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独立第3旅政治委员。年3月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3旅政治委员。7月任晋绥军区军政干校(冬改名西北军区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年3月任西北军区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年3月奉贺龙命令，到成都创办空军预科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并担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年4月初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政治委员兼中共滇南工委书记，年2月主持滇南边疆民族工作和修路指挥部工作。年5月13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兼云南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年11月至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年2月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发生心肌梗死，从此全年休息养病。年年初开始工作，不久眼底血管出血，又到北京治疗。终因病情出现反复，住进疗养院休养。年10月中旬因病被免去职务。年春到北京休养，夏从昆明搬家到北京。年1月当选四届政协常委。年6月下旬至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年1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年8月11日停职。年10月被释放出狱。年3月为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年10月至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顾问，年9月21日至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年1月26日当选第五届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年10月30日，在中共军委炮兵三届一次全会上，当选为炮兵党委常委、第一书记。年9月27日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4月7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送了花圈。讣告称其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我军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金一南母亲郑织文，年生，河南鄢陵人，—年在开封第二小学读书，—年入开封女中（今开封二十五中）学习（其间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开封沦陷，开封女中流亡至河南淅川，年郑织文在淅川读初三和高一），年5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第一大队学习护理。解放后先后在成都军区、昆明军区、云南省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年离休。

抗大造就了我的母亲

金一南

抗大就物质条件来看极其匮乏，它的成就与它的物质条件相比，反差如此巨大，以今天任何一所学校要成名的基本条件相比都相差非常大。但是抗大的精神元素极其丰富，抗大因精神而站立，因信仰而前行。说到这里，就想起了我的母亲。母亲的父亲，我的姥爷，清末的举人，北洋末年的国会议员。但是当时母亲还是不到16岁的小姑娘，坚决弃家，要与同伴一起奔赴延安。母亲当时在开封中学上学，想去延安，没有经费，就拿我姥姥寄到学校的学杂费，想走，被她大姐发现了，她大姐和她大吵一架，说：“你要是走，从此我就不认你这个妹妹。”我母亲正在和她大姐吵的时候，日本飞机空袭开封，空袭来了，拉起防空警报，大家都躲到防空洞里了。我母亲正是乘着这个机会摆脱她姐姐，跑掉了。跟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的女儿于廉两个人，拿着我母亲的学杂费奔赴延安。到了延安以后，母亲编在抗大第五期的第一大队的女生队，是女生队中年龄最小的。当时抗大条件极其艰苦，每顿饭都是南瓜、圆白菜、土豆，以至于今天我母亲一看到圆白菜就头疼，土豆也是，她到今天都不吃。她说当时连用的肥皂都没有，洗衣服、洗头都是用水把烧过的豆秆灰泡一下，过滤后使用。穿的鞋子都是老百姓做的，但是当时做的都是男鞋，女生没有鞋，她们穿的鞋都很大，前面塞棉花，再用带子绑上，行军起来，脚上都是泡。到了冬天没有袜子，脚冻得又红又肿，要烤火，连火柴都没有，用的就是月牙形的火镰，在石头上敲打出来的，真是和原始社会一样，敲打出来火星，拿一团破烂不堪的棉花点着。当年投奔抗大的女学生后来到了年，母亲怀孕8个多月，遭到日本人突袭，转场过程中早产，第一个孩子就生在老乡门口的石头上，连门都没有来得及进去，就起名叫石头，结果生下来不久就抽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简陋，对这个病束手无策，最后不幸夭折了。母亲后来讲，父亲用缴获的日本呢子大衣换来老乡的一个木箱，把他埋在山西岚县一个山坡的荒地里。母亲家里多亩土地，房屋多间，3个管家，3个厨师，还有男佣8个，女佣9个。我经常想这一幕，不太理解她，什么使母亲这样一个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放弃所有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有很多人问她，你后悔吗？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还因出身成分受到迫害。母亲后来讲，永不后悔，她庆幸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大家庭，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和共产党员。抗大学员在集会上高唱抗战歌曲母亲回忆，当时在沦陷区上学，唱《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经常泪流满面。在抗大学习，面对波涛滚滚的黄河，他们放声高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她心潮澎湃，觉得自己就是一名优秀的子孙，豪情万丈。母亲回忆，在抗大，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广场课，上课的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在广场上听过《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等。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抗大造就了母亲。我母亲是个家庭的叛逆者，抗大承接了这个叛逆者，把她锻造成为一位忠诚的党员。抗大这块磨刀石，把小资产阶级磨得精光，使自己变成一把利刃。这就是共产党的理想与信仰。而理想与信仰从来是这个党、这个军队最大的吸引力，最大的感召力，是这个党的立党之本，这个军队的立军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什么是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使母亲这样的人物，一个富家小姐最后融入到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中，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我觉得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抗大所表出来的精神信仰，最大的威力。

我的老伴金如柏

郑织文

金如柏是我的老伴，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去世，去世前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炮兵政治委员。他已经离去了21年。21年来，国家巨大的发展和社会巨大的变化，让我一想起他来，就感慨万千。　　闹革命就没有家如今人们最温暖、最留恋的就是家。如柏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最不顾的也就是家。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去世又早，母亲对他钟爱异常，虽家境贫寒仍供他读完高小。年10月，北伐军占领江西省永丰，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恩江学会，并在家乡搞起了农会，17岁成为乡农协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大土豪刘协济抓住了他，在房梁上吊打，限当日交付一百二十光洋赎金，否则第二天一早押送县城。当时永丰城大西门前遍横“赤党分子”尸首。他母亲一双小脚，整整一天蹒跚奔走，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傍晚才凑齐那笔钱。人赎回来了，他又多次外出寻找红军。30年6月，红军克永丰，他得讯到县城参加了红三军。走前母亲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是为了来养老的。” 　　他还是坚决走了，一走二十年。母亲顶着“土匪婆”罪名被赶离家乡，四处讨饭，在集市上被人用秤杆打瞎了左眼，在小油灯下织带子又熬坏了右眼。革命胜利后再见到他母亲，老人家一身缀满补钉的破衣和一头灰白的头发，只能用模糊的视线辨别想了二十年的儿子。他后来专门请人在大理石上给母亲画了一幅像，用最好的木头镶成镜框，高高挂在墙上。如柏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非常重亲情的人。但从年参加红军到年去世，他只在59年回过一次家乡。他的生命，没有献给辛苦抚养他的母亲，没有献给家乡的山水土地，而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熔化在更多陌生的山水、陌生的人们中间了。　　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5年关押中见不到一个亲人，除了“交待问题”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每天除半小时“放风”，没有多少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自由。年被释放，本应在非常难得的家庭团聚中好好调养一下身心，他却让孩子们带着简单行装参军上路，奔赴天南地北。临行前全家坐公共汽车出去吃了顿分别饭，他说：“我很早离开自己的家庭。17岁闹农会，家里因我倾家荡产。要革命，不能顾家。” 　　就这样刚刚回到阔别五年的亲人中间，孩子们就跟他一一告别了。他长期患心脏病，孩子们在外地得到他犯病的消息，都为他担心。他知道后一面埋怨我走露了消息，一面戴上老花镜给孩子们回信：“我的身体今秋比去秋好，勿念。你妈妈反映我的情况是不完全的”，“一点小病，已过去，何必大惊小怪。”每封信的末尾都是“祝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他不让孩子们耽误工作，更不准因他的病请假回家。其实他是非常想念天各一方的孩子们的。当时我家住在机关宿舍三楼的一个小单元里，严重的心脏病不允许他经常上下楼，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每天除了看书报，他就坐在那张漆面斑驳的两屉桌前，长久的望着窗外。从感情上讲，他是多么希望儿女们在身边以解除这寂寞的时刻呵。他自己去排队买菜，自己抹桌子、扫地。犯病后别人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但他不让子女们知道，不许他们请假回家照顾他。看到孩子们一封封来信，看到他们立功、受奖、入团、入党，每次他都激动得流下眼泪。孩子的立功喜报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有时间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跟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子女们有出息。什么算“出息”，他有两条标准：生活上艰苦朴素，政治上追求进步。他说：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这两点。孩子们都知道，跟他在一起最好少讲个人的小家庭建设、少讲调资晋级。他一生不为经营小家庭费神费时，也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最看重为事业献身的志向。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受了很多苦的人这句话是年3月如柏病危时，他的老战友、女将军李贞赶来看他时说的。年王明路线时期，如柏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撤消团政委职务，“取消做政治工作的资格”。时任红军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把他留下来当文书，在接踵而来的肃反高潮中因李贞的保护他才免于一死。　　遭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他后来被分配到机枪连工作，背机枪，行军时走后尾，打仗时留在后面掩护。一次完成掩护任务后，疲劳过度倒在路边睡着了，幸亏余秋里同志从后面赶上来看见，叫醒了他，两人一起追赶队伍。如柏当时患严重的痔疮，犯病时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肩扛机枪。他对余秋里说：“你放心，我不会掉队，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战争年代的艰苦以长征为最。因为走在队伍后尾，只好挖前面部队埋在地下的牛、羊骨头吃。他在自传中写道，过草地时，“我连自己的斗笠（牛皮的）、（鞋的）皮底、裤带（皮的）都吃完了”。余秋里同志后来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很难设想完成这一艰苦历程的。” 　　战争年代的考验经过了，和平年代的考验又来了。年全军授军衔，因为某种原因，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上报中将最后改为少将。他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说明着他的资历和资格。后来在众多战友的反映下，定级时做了补偿。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余秋里、王恩茂等同志那里知道的。余秋里同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金如柏总是替组织、替他人设想种种事情。党的‘八大’推选代表时，他在昆明军区任副政委，党组织准备提名他出席‘八大’。他考虑昆明军区所属部队都是四兵团的底子，而他是从其他单位调去的，没有什么代表性，辞谢了。‘十二大’和六届人大前他在军委炮兵，在酝酿出席‘十二大’代表和六届人大代表预选对象时，党组织准备提他。他又以调来炮兵不久，没有什么代表性和年大体弱为由，一再表示辞谢并建议从炮兵系统年轻的科技干部或教学人员中选一名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了更严酷的考验：被单独“隔离审查”五年。五年中被关地下室、锅炉房，经常挨打，关押5年中被打了多少次，难以计数。曾连续四个月每晚只让睡两三个小时，而且必须开着灯、面朝上这样一个固定姿式。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自己从来不对我们讲，我们都是通过侧面才了解到的。证明这一切的，是释放出来后体检表上开列的多种新增疾病：肺结核、胸壁结核、脊椎、膝关节结核……如柏在关押中偷偷在报纸的夹缝里写了许多小诗，名曰“囚中吟”。其中几首写道：“伪造诬据何其多，亲痛仇快无奈何。是非自有分明日，只恐病重难渡过。”“贺龙死党斗三年，残酷残酷史无前。左思右想理不通，这算是什么路线。”“历史清白乱追查，伪造证据往上挂。横眉冷笑相对待，胸有成竹我不怕。”听与他一起关押的老战友们讲：当时大家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唯有他经常和警卫人员大吵，整个走廊都听得见。为此他比别人多吃了不少苦头。被关押期间他也出了名：“思想最顽固”、态度最硬。解除监禁后这些事情又使他惭愧。他说，战士们都是执行命令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回家十几天他就带我一道去警卫班，向战士们道歉。那些战士没想到这种时候他还会来，非常感动。后来一次到医院看病，又碰到一个曾经和他吵得很厉害的战士，他主动上前握手。那个战士拉着他的手，流出了眼泪。　　他并不是忘记过去、以求平安的人，他要忘掉的是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痛苦。他终身不忘这样一件事：年苏区打“AB团”，与他同屋的一个战友被拉出去，指为AB团。执行的战士挥刀时有些手软，那个被砍的战友扶着鲜血直流的脖颈还在喊：“我是CP，不是AB团哪！”特别到了晚年，这些往事使他热泪盈眶。他反复跟我和孩子们讲：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不应该只是个人恩怨，多少战友倒下去了，在探求真理、寻找真理的道路上，中国革命经历了多么艰难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他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局面啊！” 　　关押中的三次见面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当时如柏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军事法院院长，我是秘书。年7月，林彪突然在天安门号召造反派：“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顿时总政机关就乱了套，加之如柏曾是贺龙的部下，年11月8日造反派宣布金如柏是中央“二办”专案对象，我是爪牙，即日隔离审查。我俩被关在总政太平庄集体宿舍的一间小屋里。不到一个月又将金带走，我俩被分别关起来。　　我每日要到办公室劳动，中午拔草，晚饭后推垃圾，直至夜间十点造反派才将我的住房门打开，允许我回家休息。这些我都可以忍受，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如柏音讯全无，他有心肌梗塞病史，药还有没有？他睡眠不好，给不给他安眠药？有没有热水给他？衣服换了如何办？？？我是一百个放心不下。　　十多天后，上午我劳动后上楼，听见一片吆喝声：“金如柏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喊声响彻走廊。他们在开他的批斗会，我无论如何要见他一面，当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我急忙拿上杯子，倒了一杯开水，快步向会议室走去。我看见他面色苍白地站在中间，这时造反派头头见我进去，大声骂道：你干什么？滚出去！一巴掌打掉了水杯，我的手被烫红了，水杯打的粉碎。我又看了如柏一眼，他睁着既无助又无奈的眼睛说：“你去吧。”我被推出了门，一下子坐在地上，我的心在滴血，他那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那么刻骨铭心啊！　　第二次见面是四年后。这四年真是度日如年，不许通信，不许送东西，只知道他活着。属中央“二办”专案，关押在总政自设的“监护室”里，具体关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　　北京黄寺总政宿舍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柏同几个“要犯”关押在黄寺院子一座小楼里，每天上午几个人轮流“放风”。第二天上午我就带着小儿子一伟来到那个小楼外，远远的等着。第一个、第二个出来的都不是，第三个出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面无血色，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和胡须都很长。他在房前大约十米长的小路上低头慢慢地走着，有两个战士看守。因为他一直不抬头，我很着急，于是跟一伟说，你推自行车从他面前走过，我在这边喊你引起他的注意。一伟从楼后边绕过去，我就在距他四五米的地方喊“一伟，我在这里。”他一下子听出了我的声音，抬头看看一伟，又看看我。我比原来瘦了约四十斤，一伟也从十三岁长到十七岁，比他高出一头了，他惊奇的眼光不敢多看，就坐在路边。我俩一直等到放风结束后才回去。　　我仍不满足，第二天我又带着二儿子前往，但等了一上午不见一个人出来，第三天又去，仍不见人。是否因见了我们受刺激犯了心脏病？是否被专案组发现了要为难他？……又是许多没有答案的问号，留给我这颗受伤的心。　　第三次见面仍是北京黄寺，又隔了半年多，如柏关在另一幢楼里。也许是上苍想帮助我，这天我去黄寺办事，朋友说如柏关在B楼里，我去到那个楼前，被关押的四人已经“放风“在外。如柏首先看见我，当时路边正好停放着一辆拖拉机，他站在拖拉机西边不远的地方，我来到拖拉机东边，正苦于无法说话时，旁边来了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她把孩子放在拖拉机上玩儿，我急中生智主动与这一妇女答话：我被关押一年半就放出来了，现在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每三个月可以回来一次；大女儿生了一个男孩，母子都好；二女儿在合肥当军医；三女儿在内蒙兵团劳动；大儿子插队在宜川；二儿子在街道工厂吹瓶子；小儿子在集体宿舍院子里劳动，家里都很好。那个妇女摸不着头脑，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大眼睛看着我听我说。我说完不久，战士催着说“放风”的时间到了，如柏顺手在路边摘了一根柏树枝，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我，摇了摇手中的柏树枝，我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恢复自由后，如柏说那天是他关押四年多来心情最好的一天，因为不仅见到了我，而且听我亲口说了家中每个成员的情况，那一天他即兴写了一首小诗：手摇柏枝情意长，我坐冤牢你不忘，天河出在人间地，见面不言心齐放。　　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年底他获释，从监禁地回到家整理东西时，从衬衣口袋里掉出一张纸片，上面就是这十一个字：“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这是他在被诬陷、被批斗、被关押、被殴打那个最艰难的时期身患重病、自虑难愈时，用颤抖的手写在一个药袋背面、然后叠好放进自己内衣口袋的“遗书”。他觉得可能等不到真相大白那一天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那一回他流泪了。他把那张揉皱的药袋片拣起来，用手掌展平，对家人说：“我从17岁到处找共产党，参加红军后党员开会，没有通知我还大闹了一场：我早就是共产党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别人笑我一顿。支部书记拿本‘党员须知’给我看，我才知道弄错了。后来我入党了，至今记得誓词有四句：‘一、遵守党纲党章；二、服从党纪；三、严守机密；四、永不叛党’。” 　　这几句话他真正做到了。他对党组织的信任终身不改。对自己能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终身不悔。年他解除关押放了出来，没有做结论，住在集体宿舍三楼，生活待遇也比较差，当时有人劝他给江青写封信，改变一下处境，他说“我一辈子不解放也不给她写信。”邓小平同志出来后，他找到邓小平同志，不讲自己的处境与待遇，专门讲“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存在的问题。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主管军队干部工作的领导同志说：“金如柏是个大好人。” 　　他的遗物中，有一组他生前最喜爱的照片。那是年底在漳州照的。一路上他反复念叨：漳州、漳州。随行人奇怪，好像有什么重要事情在那里等他。漳州到了，他不顾长途颠簸的疲劳，一下车就去找一个什么广场。大家跟着他转了半天，才在一个绿荫环绕的露天会场前停下来。他眼里晶亮闪闪，说，就是这个地方，都变样了。他告诉大家：年红军打下漳州，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话。四十七年重返故地，他百感交集。　　如柏平时是不喜欢照相的，唯这次没有反对给他拍照。走到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要在这个地方留个影，并且叮嘱：一定要照好。他自己整整军容，摸摸领章，正正帽子，然后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并拢双腿，挺起了胸。身后纪念馆那面墙壁上，还可见到当年红三军留下的大标语：“扩大红军”。他又回到了那个热血奔涌的岁月，回到了那些共同奋斗的战友们中间。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在眼前。今天，我好像仍然看见他在那个露天会场神采飞扬的挥手谈笑，看见他在“扩大红军”的标语前立正、挺胸、抬头。回想这些往事，总让我产生一个又一个梦想。当我们国家的许多历史真相披露时，我梦想如果他知道，肯定会比我们更兴奋，因为他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一个满身伤痛的胜利者；我甚至梦想有一天，他突然回来站在我的面前大声说：我回来了！当年赤脚参加革命的他，又回到了今天已经繁荣富强的祖国。　　他晚年曾经一笔一划地给孩子写下自己参加革命的情景：“年五卅运动，我一个十六岁的学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最先接受的革命道理，就是列强欺压中国，中国是一个睡狮。”现在列强不敢欺侮中国了，睡狮业已警醒，他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如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知道我心中的梦想实现不了，但这些梦永远是我的精神寄托。在梦中我看见他赤着脚板，满身伤痛，佩带着将军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组成的全部光荣，与千千万万已经牺牲的战友们一起，走进共和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