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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德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

????年3月4日,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先生与世长辞。几天后,上海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刘庚生和办公室主任黎建来办公室,希望我务能为谢先生写一篇文章。谢先生生前对我在会开展工作多有支持,我也一直敬佩她的学识和为人,遂欣然答应。谢先生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老刘是外事处长,一直在谢先生身边工作,与谢家十分熟悉。周末,我即在老刘陪同下对谢先生的公子曹惟正进行专访,有了这篇发表在《家庭》杂志的文字,后又扩容为大报告文学,刊于《文汇报.笔会》。此文的责任编辑是后任《家庭》杂志主编的林双璧女士,她对我的每一篇文章在发表前都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多次在电话中不厌其烦地斟字酌句,反复讨论修改,力求尽善,深感《家庭》荣膺当时国内销量最大杂志称号来之不易,一字一句皆费功夫。至今想来,仍觉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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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科学界,她和丈夫都是最有影响的人士。她自认一生最大的幸福是拥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美满温馨的家庭。她的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熟悉她的人——

  年3月4日,早春的阳光悄悄透出暖意。医院,与癌症搏斗了30多年的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女士与世长辞了。病房里里外外堆满了鲜花,人们无法相信如此鲜艳的花朵竟留不住谢先生缓缓离去的脚步。

  谢先生的儿子曹惟正含着眼泪,注视着老保姆祝雅琴为母亲换下病员服,穿上她平常最喜欢穿的那件红毛衣。

  心力衰竭和呼吸艰难的谢先生临走前曾对儿子作最后交代:“一定要把我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五年前,曹惟正的父亲——著名生物学家曹天钦也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国家。谢希德剪下丈夫的一缕头发,葬在龙华烈士陵园。谢希德每年都去祭奠,今年她病重,只好拜托秘书去扫墓。如今母亲随父亲而去,曹惟正想:他俩美丽的灵魂从此又可以无牵无挂地相聚了。

  谢希德说:我此生最大的憾事,就是父亲一直不满意我的选择;而我此生最大的幸福,正是我拥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美满温馨的家庭。

  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是中国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和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任燕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后又出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培养了诸如张文裕、王承书、孟昭英等著名学者。

  谢玉铭和曹天钦的父亲是燕京大学的同事,也是至交,谢曹两家的儿女同在燕京大学附中同班念书,谢希德与曹天钦青梅竹马,感情日笃。抗战爆发前,谢家迁往福建,两家天南海北,曹天钦与谢希德鱼雁传书,联系不断。

  谢希德从小体弱多病。年,17岁的谢希德患了股关节结核,当时因没有抗菌素药物,只能靠绑石膏逼迫体内的病菌慢慢坏死。瘦弱矮小的少女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四年,没有向凶残的病魔屈服,每天都坚持背字典学英文,即使是日军的侵略也阻止不了她读书。

  病愈后的谢希德落下了终身残疾——结核病菌虽没有了,但她右侧的股关节已损坏,右腿从此不能弯曲。

  不久,这个纤弱的、行走艰难的东方女子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扎实的英语基础,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

  年春,已从燕京大学毕业的曹天钦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深造。走之前,他专程前往福建看望恋人,并正式向谢希德求婚。尽管她因病留下了残疾,可在曹天钦的眼里依然美丽如初。

  曹天钦去英国后不久,谢希德也于年8月前往美国留学。年,这对有情人双双学有所成,她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他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已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宣布了一项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准许返回新中国!曹天钦和谢希德认为,学成归国,报效中华,是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自己一定要回祖国。于是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谢希德以结婚为由,从美国去英国,并在英国举行婚礼。

  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决定于年8月乘邮轮返回祖国。当时已在南洋的谢父极力反对女儿女婿回国,希望女儿女婿留在国外从事科研。一边是谢父的反对,另一边是祖国的召唤,面对人生道路的两难抉择,曹天钦和谢希德终于选择了祖国。年秋天,他们回到了祖国。

  谢希德万万没想到,此次与老父亲一别,要再相见已绵绵无期。几十年后,她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此生最大的憾事,就是父亲一直不满意我的选择。你能不能设法帮助联系一下,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想让父亲知道,我和天钦在祖国生活得很幸福。”

  几经周折,朋友终于在台湾见到了谢父。其时,这位昔日在物理学领域叱咤风云的一代学人已值风烛残年,且晚境困顿。说及往事,老人只说了一句话:“不见也罢!”话虽如此,老父亲说不定已从心里谅解了女儿、女婿。

  曹惟正说:母亲以她高尚的品格和踏实的脚步,走出了一个东方女性壮阔的人生。

  上海谢希德的家中,书桌上放着一个小镜框,里面是一帧谢希德初为人母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谢希德长发披肩,神采飞扬,双手举着刚刚出生的儿子。曹惟正说:“这张照片是爸爸拍的。爸爸和妈妈都非常珍爱它。”

  44岁的曹惟正在美国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搞质量管理。他个头不高,圆脸,长得很像母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之初,曹惟正首批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谢希德35岁那年才生下这个儿子,但她对儿子从不娇宠,经常让儿子干力所能及的活儿,如打扫楼梯、倒垃圾。曹惟正当时不理解,以为妈妈是处罚他,长大后他才理解妈妈的严格对他一生起到多么重要的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谢希德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复旦校园里度过的。她从讲师开始做起,每学期都要开一门新课,即使是怀孕待产期,她也在家中写好教案再交给同事去讲授。

  年,谢希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她与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教育的开创者黄昆教授共同编著的《半导体物理》一书问世。这本书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半导体物理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教材。

  年1月,谢希德担任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在曼彻斯特召开的英国物理学会固体物理学术会议。这年,她正在进行中的几项科研项目,被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正当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时,谢希德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作为从国外归来的洋博士,她自然难逃厄运。手术后不到一个月,“造反派”就强令她出院,回学校接受批斗!

  那时,谢希德的住所离复旦大学较远,回学校要乘好长一段路的公共汽车。她刚刚做过大手术,伤口尚未完全愈合就要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去挤公共汽车。“造反派”给她规定了每天到校的时间。一天,她咬紧牙关,用双手护住胸部伤口往公共汽车上挤,不料在拥挤中,她的伤口被弄破裂了,疼得她大汗淋漓。为了准时到校,力不从心的谢希德不再乘车了,每天拖着残腿步行回校。那段日子,她被批斗完后还要打扫物理系大楼内的全部厕所。复旦大学物理系大楼是一幢老式建筑,由于水压太低,当时二楼以上厕所的水龙头都不出水,她只能一桶一桶地往楼上拎水。她的右腿不能弯曲,又刚刚做过大手术,每拎一桶水都要拼尽全身气力。不久,有消息在复旦校园内不胫而走:物理系的厕所是全校最干净的!

  妻子蒙冤受屈,丈夫同样遭遇不公。曹天钦被关押在地下室里长达两年之久。在那阴暗潮湿之处,这位剑桥大学的博士每天和一群野猫做伴。直到年,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教授来华访问,点名要见当年的老朋友曹天钦,曹天钦才得以重见天日。

  曹惟正感慨万千地说:“即使是在身心极端疲惫时,爸爸妈妈依然牵挂着科学研究,只要有一点儿空余时间,都要去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翻阅查找国际最新科技信息,了解最新科技动态。”也就是在那时,谢希德的科研方向开始由“固体物理”转向了“表面物理”。

  年8月,谢希德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随后又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并连续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年,她又当选为上海市科协主席,并出任市政协主席兼党组书记。此外,谢希德还是美、英、日本等国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美国文理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巴定教授对她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在中国科学界,谢希德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尽管谢希德身居高位,但在复旦人的心目中,她依然是平等待人的良师益友,是可敬可爱的老太太。她不厌其烦地为许多学生和同事纠正论文及信件中的英语拼写错误,在学业上给大家很多指导和帮助。她每次去北京开会,总要给爱集邮的同事寄首日封;她喜欢看足球,世界杯赛刚开始转播,她就把儿子班上的球迷请到家里来看电视……

  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有位干部去北京汇报工作,当时主管外事的一位副部长问:“我们到复旦去的人回来说,谢校长给国外去信都是亲自打字的。你们就不能为她配个秘书?”那位干部解释说:“谁能做得好她的秘书?她打字快得就像开机关枪似的!”他说的是实话。有一回,离举行校长办公会议仅剩一个小时,谢希德竟连续打了七封信。

  将近20年后,那位干部又因工作去了谢希德家。此时,年近8旬、已动过三次癌症手术的女科学家谢希德用那条从17岁开始就无法弯曲的右腿支撑着身体,仍在书桌前打文稿。面对科学,谢希德是永不知疲倦的战士。

  老保姆说:谢先生和曹先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感情最深的夫妻;他们是大人物,可他们把我这个佣人当亲人。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了太多的迫害,曹天钦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年,时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的曹天钦,在出席一次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期间不慎摔倒,导致全身瘫痪。

  曹天钦入院治疗后不久,旅居美国的曹惟正有了女儿。当时,谢希德刚好要出访美国,走之前,医院征求丈夫的意见,要不要把孙女儿接回来住一段时间:“你想孙女儿吗?”病中的曹天钦已不能说话,躺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非常想念我的孙女。”于是,身穿红毛衣的谢希德完成外事访问后,抱着出生刚刚两个月的孙女从美国飞回上海。政务缠身、学术繁忙的谢先生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照看孩子,退休女工祝雅琴便走进了谢家。在后来的共同生活中,祝雅琴亲身体验到这对科学家夫妇的挚爱深情。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谢希德便开始试图帮助丈夫恢复大脑功能。她每天早晨上班之前,医院给曹天钦出几道四则运算练习题,并让丈夫翻译一些英语单词。她深情地对丈夫说:“天钦,我一定要把蕴藏在你大脑深层的知识诱发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曹天钦曾经可在一天之内手持计算器做出多道数学题,翻译出60个英语单词,而且准确率一度达到95%以上。

  一天,谢希德给曹天钦带去一本《唐诗鉴赏辞典》,一段时间后,有好几首诗,谢希德只要稍加提示,曹天钦就能接口背诵,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半个多世纪前,谢希德随家人从北京迁至福建后,曹天钦在写给她的信中就录过此诗。后来曹天钦出国留学,谢希德也将这首《相思》写在明信片上寄往遥远的英国。想不到经历了人世间的万般磨难后,已基本丧失记忆的丈夫仍然在心灵深处完整地珍藏着这份感情,这使谢希德感动不已。

  老保姆祝雅琴感慨万千地说:“谢先生和曹先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感情最深的夫妻。医院探望曹先生,只要谢先生一进门,曹先生闭着的眼睛就睁开了,脸上痛苦的表情也变得安然起来。我知道谢先生的工作很忙,但只要时间允许,她总要在病房里多陪陪丈夫。曹先生也非常珍惜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每次谢先生离开,曹先生总要护理人员推着坐轮椅的他把谢先生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关上后,他才依依不舍地回病房。”

  年圣诞节,曹惟正和太太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上海。那些日子,谢希德和曹天钦的朋友、学生们从世界各地寄来了雪片似的贺年卡,谢希德和儿子一起在病房里拉起一根长长的绳子,将数以百计的贺卡一张张挂在绳子上。谢希德知道,这些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贺卡,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如同春天的阳光,美妙的音乐……

  年12月。来自北方的寒流又一次袭击上海,已与癌症搏斗了30多年的谢希德,终于再医院。

  得悉母亲的病情后,曹惟正立即请假飞回上海。见到儿子,妈妈第一次问起自己的病情。曹惟正委婉地告诉母亲:“这一次病情比较严重。”

  冥冥之中,老科学家似乎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她平静地说:“请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曹惟正知道,妈妈是科学家,是尊重科学的学者,没有必要向她隐瞒什么:“医生说,您的胸水里有了癌细胞。”

  听到儿子的回答,谢希德没有再往下问。曹惟正看了一下心脏监视器,妈妈的心跳很平稳。

  年1月8日,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谢先生又一次把曹惟正叫到病床前,拉着儿子的手问:“孩子,你小时候贪玩,妈妈打过你一次,你还记得吗?”

  曹惟正说:“妈妈,我记得。”

  “那么,你是否记恨妈妈?”

  泪水从曹惟正的眼中涌了出来:“妈妈,人世间哪有儿子记恨母亲的呢?您打我,是为了让我好好读书,报效国家啊……”

  一丝笑容渐渐浮在母亲苍白的脸上,过了好一会儿,谢希德又继续说:“我这一生没有留下什么产业,只有一笔15万元的奖金,我想把这笔钱全部送给表面物理研究室做研究基金。你同意吗?”

  曹惟正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同意。”

  听到儿子的回答,母亲无比欣慰地闭了闭眼睛,又说:“今天是1月8日,是你爸爸去世五周年的日子,你要记得去鞠一个躬……还有,这10多年来,祝雅琴阿姨在我们家帮了不少忙,今后,你一定要好好孝敬她老人家……”

  与死神最后交战的80多天,是谢希德备受煎熬的日子。肿瘤组织在她的胸壁上大面积扩散,造成胸腔严重积水,她先后29次抽出近2万毫升的积液,最后,不得不在她的身上插上好几根管子,给氧、鼻饲、输血、导尿……谢希德异常坚强,从未哼过一声,从没有为自己的痛苦流过一滴泪,却不时为人们的关心而热泪盈眶。在住院期间,她惟一的要求就是让组织帮忙安装一台电话,以便接通便携式电脑继续工作。因为腿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着工作。她每天都要接发很多E—mail,处理大量事务。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经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她才不得不停止工作。那天是年2月3日。

  如今,谢先生走了。

  复旦校园里,谢先生经常走过的那条林荫道上,师生们把亲手折的千纸鹤挂在梧桐树梢,让它们在微风中为先生捎去祝福。谢希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熟悉她的人,她是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

  

原载《家庭》年第6期,为多家报刊、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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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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