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梅斯医学整理自网络
作者：钟西
当时，我的妻子出现了某些肢体不适，行动不能自控的症状，而且症状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我初步判断，这可能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鉴于自己在这方面的临床经验几乎为一片空白，我带妻子到医院神经内科就医。接诊的恰好是科室主任——一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中年女性医生，大约40多岁，在门诊有非常好的口碑，很多病人找她就医。
在做过脑电图及CT等一系列检查后，根据异常脑电图的结果，结合对症状的评估，这位专科医生给出了“癫痫”的诊断，并开出了一种抗癫痫药物治疗。这个诊断对我这个家庭而言，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妻子平时身体健康，突然就遭遇了这个听起来有点面目狰狞的疾病，心理一下很难接受。我认真看完这种药物的说明书，各种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就近千字。但毫无办法，所以在过去的那一年时间里，家里丢满了这个药的药盒，因为这种抗癫痫治疗要持续多年。并且按照主治医生的建议，在服药期间，我们连小孩也不能要。
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服药后，妻子的症状的确消失了，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对这种诊治有任何的怀疑。那真是一段人生黑暗的时光，我们每天都活在这种疾病的阴影里面。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
某一天，我们夫妻出游到了另一个省会城市，那里有一家全国最权威的医疗机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们又挂了另一位神经内科专家的号就医。令人吃惊的是，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问诊后，专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诊断——只是一般的焦虑症，排除了癫痫的可能。这个好消息令我们感到振奋，癫痫和焦虑症，显然后一种疾病是健康危害性更小的。后来继续找了几位更权威的专家诊断后，癫痫的诊断终于被彻底颠覆排除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抗焦虑药物及心理治疗后，妻子终于彻底康复。停用了癫痫药物，也从来未出现过任何身体症状，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先前的癫痫只是一个误诊。因为抗癫痫药物本身也有抗焦虑和镇静的作用，所以才会缓解症状，造成了错误的疾病判断，让我们相信了假象。
我应该去找本地的那位医生“算账”？最后，我们没有。即使截至到现在，恐怕那位主任还不知道自己的这次误诊。因为我很清楚，这位医生的误诊不是一个态度问题。事实上，我们很满意她对待病人的态度，非常关心和细心。她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但不代表她不会发生误诊。只不过一时的疏忽，或者是过往的经验让她过于自信，才让她犯下了这个“大错”。虽然这个错误让我们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所以鉴于这些情况，我们才选择了宽恕和原谅。
能够宽恕，和做思想工作让妻子想得通这件事情，还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医生。在我行医的生涯中，虽然没有亲手酿造过医疗事故，但误诊的经历不能说没有。当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诊一例年轻女性，曾经把宫外孕误诊外急性阑尾炎，只是因为忘记问那位年轻女孩子的月经史以及性方面的经历，才差点酿造成大错。最后，这位年轻的女性病人也选择了对我同样的宽恕。而现在，我做的是同样的选择。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梁启超先生的。其实梁启超早先就发生过一个医疗纠纷，甚至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医疗事故。
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尿血，医院看病，医生当时诊断，说他的右肾上有一个花生米般的肿瘤，有可能是癌症。梁启超很害怕，说切了吧。结果医生把他的右肾切下来，进行病理分析，一看，这个瘤是良性的，所以梁启超就继续尿血。他周围的朋友觉得非常生气，因为这属于明显的误诊，甚至坊医院的大夫把梁启超的好肾切了下来，坏肾留着。
梁启超怎么做的呢？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名字叫《医院》，医院，放在他的病历卡的底下。信的大意是说医生没有把我的肾切错，医生发现了这个肿瘤，只不过它是良性的，可能属于医学发展的有限。他跟身边的人说，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医学，这样的事情传出去可能不太好，会影响到大家的判断，中国人可能又开始退却了，不再相信西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世纪，四川华西医科大学专家几乎每个年代都选取几千个样本做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即便诊断技术在快速发展，可临床误诊率依然在30%上下，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比如鼻咽癌、白血病、胰腺癌、结肠癌等恶性肿瘤的平均误诊率在40%以上；肝结核、胃结核、肠系膜淋巴结核等肺外结核的平均误诊率也在40%以上。有不同的医疗专家曾得出过同样的观点——当下我们对医生、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了。
《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主编陈晓红认为，从近10年的数据统计分析看，误诊文献年度误诊率基本在27%～31%之间波动，并无明显下降。虽然新的诊断设备不断进入临床，但并未使误诊率出现实质性下降。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研究大量的案例后，同样得出“美国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误诊率并无显着差别”的惊人论断。
不要以为新设备应用得越多，误诊率就会降低，这是一个迷惑人的谎言。“任何一种辅助检查手段，无论其功能多么精确，得出的结果都不可能绝对准确。因为疾病是很复杂的，仪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误差、检查项目的适应范围等都会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如果不能正确选择检查项目并正确分析检查结果，就会造成误诊。”陈晓红举例说，细胞学检查被视为重要的诊断依据，但细胞学检查的诊断率也仅有80%，如果加上仪器功能、操作者的技术、试剂、取材方法等干扰因素，误差率将会更高。对诊断帮助最大的依然是问病查体。
老龄化带来临床“单因单果”的病例明显减少，“多因单果”、“多因多果”病例明显增多，高端设备和技术在成因复杂的疾病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医学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改变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仍然有一些不治之症，是医学暂时无法解决的。这是知名心内科专家曾昭耆教授的看法。他认为，高端诊疗技术无所不能的错误观念只能误导患者。
此外，《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95.7%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其中选择“很不相符”的比例高达51%。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在医疗人才这种投入上严重欠债，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投身这个行业，这可能也会是产生误诊的温床。
我的从业经验告诉我，当医生越小心翼翼的时候，误诊率会下降，因为他们会考虑得更为周全。为什么医生们经常开玩笑说，行医时间越长，胆子越小？因为亲身遭遇过误诊或者是目睹误诊发生的“不愉快”后，医生会比越来更小心行医，注意细节，对自己的诊治充满怀疑，而不是盲目自信。其次，误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从业10年以上的医生，没有不遭遇过误诊的案例，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而已，不管是哪一级别的医生。医生名气越大，出现误诊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他们要接诊更多的病人，并且是更多病情复杂容易误诊的就医者。有媒体调查显示，遭遇了医疗暴力伤害的医生5成以上是副主任级别的医生，医院。
分享这一些，可能会帮助到更多人对医生和医疗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从而建立起一种理性就医的态度。不宽恕很难，宽恕更不容易，医学如果没有爱与宽恕，一定会变成一门相互伤害的生意，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某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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