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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人类灾难史之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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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提及“肺结核”,相信大部分90后、00后读者朋友们的脑海中还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压根就没有听说过“肺结核”一词。但对于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人群来说,这三个字可谓是“耳濡目染”、“谈虎色变”。与当前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方式相类似,“肺结核”也是通过感染者打喷嚏或大声讲话时所产生的“飞沫”而传播的,与此同时这一疾病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中后期令人谈虎色变,其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归咎于当时医疗水平不足导致的致死率高、病理复杂程度较大以及传播范围广等恶性因素。关于该种病症的发展历程,我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相关文献的记载,基于如此,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围绕着古人的记载,来对“肺结核”的发展历程做一番简要的探析。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古人对“肺结核”的认知过程

所谓“肺结核”,即我们俗称的“痨病”,这一病名在我国历朝历代可以说是沿用的非常广泛。除此以外,宋代以前反映结核病的传染性的名称还有诸如尸疰、劳疰、毒疰、鬼疰、传尸等。根据症状特点所记载的名称还有瘘疾、劳漱、疾痨等,而到了宋代以后,则基本采用“痨病”作为这一疾病的统称。在此之后,直至西医理学传入我国,才真正意义上有了“肺结核”这一全新的病名。

据相关领域专家证实,早在德国的Heideberg石器时代人的第4、5胸椎就已经发现了典型的结核性病变,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距今约年的石器时代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所谓的“肺结核”(结核性病)病例。而在我国现有的文献资料记载,“肺结核”则可追溯至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皇帝内经素问》一书,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传乘: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腘。

同样,被世人誉为“神医”的华佗在其著作《中藏经·传尸》中也有过类似甚至更为完善的记载,其具体内容如下:

或因酒食而遇,或问病吊丧而得……钟此病死之气,染而为疾,故曰传尸也。传尸者,非为一门相染而成也,人之血气衰弱,藏府虚赢,中于鬼其,因感其邪,遂成其疾。

从上述事实可见,当历史进入东汉末年时期,我国已经存在部分医术高明的医者能够清楚地辩证并认识到“肺结核”本身所具备的传染性,此举相较于《黄帝内经素问》一书中仅仅所记载的发病症状而未意识到疾病本身的传染性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不得不说这也为后来防止和研发相关药物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封建王朝时代,时间无疑是人们认识疾病的主导因素。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到了唐朝时期,人们已经不仅仅是从单方面地了解“肺结核”的病症以及传染性,而是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思维方式去进一步地思考导致该病的病原体。如唐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药方》中已经把毒疰、尸疰列入了肺脏篇,而与之同一时期的王焘则率先提出“肺痨热,损肺生虫……生肺虫,在肺为病”的病理思想,尽管当时的人并不清楚何为“结核杆菌”(该菌侵入体内,从而引发肺部结核),但人们已经以一种时人可接受的词语去代替,即“肺虫”。

元明时期,古人对“肺结核”认知层面已经由单纯的辩证过渡为主动治疗。如元代医学家葛可久在充分认识“肺痨”的致病原理基础之上,总结出了首部关于治疗该病的专著——《十药神书》。时至境迁,尽管该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违背常理的做法,但以当今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距今数百年的作品肯定是不可取的。明代医学家徐春甫则在其著作《古今医绳》中谈到:“凡人有此症,便宜早治,缓则不可及事矣。凡近亲之人不能回避,需要适宜饮食,不可着饿,体若虚者可服补药,身边可带安息香,大能驱劳虫”。值得注意的是,徐春甫此番所提出的治疗方法与现代医疗有着诸多接轨之处,如一方面强调早期治疗,另一方面则向第二代潜在感染者提出注意保健,防止接触感染。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肺结核”在我国所存在的时间是非常久远的,其次,囿于医疗水平有限导致古人对于该病的认知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但好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人员流动性较小以及“结核杆菌”本身所存在的短板从而导致该病并没有大规模的爆发。

02、“肺结核”的“猖狂”历程

当历史跨入19世纪时,“肺结核”——这一在人类历史当中潜伏了上千年的“恶魔”终于迎来了爆发期。正如那一时期的小说所记载道:“面色苍白、身体消瘦、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

事实证明,当瘟疫肆无忌惮地“屠杀”人类的同时往往也会间接地推动人类在医疗事业前沿的探索,直至研制出应对该种疾病的相关药物,当然,在此期间作为“受害者”的人类同样也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诸如生命。

公元年,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宣布发现了结核杆菌。公元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罗格斯大学教授赛尔曼·A·瓦克斯曼从链霉菌中析离得到的链霉素开创了治疗“肺结核”的新纪元,使该病不再是不治之症。此后,诸如异烟肼等化学药物的问世再一次巩固了该疾病的治疗手段。

然而,当全世界人都以为将要彻底消灭“结核病”的时候,它却犹如顽固的幽灵一般再度卷土重来。据相关资料统计,公元年全年全球有超过万人死于此病,这一数据甚至远超“结核病”盛行的年。那么,在已经研制出治疗该病的相关化学药物之后为何还有如此多的人群因其丧命呢?在笔者看来,根本原因仍归咎于人类身上,其具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自“肺结核”第一次盛行之后,由于政策上的种种忽视,导致世界上许多地区的防治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完全消失;第二,病毒本身的抗药性增强,导致防治难度加大。

以“肺结核”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为例,从古代医学者认识它到辩证它这一个阶段就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而从辩证它再到真正的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则耗费了近乎千年的时间,且治疗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由此可见,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多么的脆弱和渺小。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这将是人类保护自身生命不受侵害最基本的法则。

参考文献:

石俊仕,张慧敏等人:《肺结核病人发现的历史沿革研究》

华佗:《中藏经·传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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